资历最老的开国上将是谁？曾领导邓公，一些元帅大将都不如他资深

傅钟将军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份子，从1921年起就成为了党的一员，在法国深造时就显示出了很强的领导才华。他的入党时间几乎和党的成立一样早。傅钟将军不是因为打仗出名，但他在政治工作上的付出，对中国革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。这位在历史长河里不太被人注意的老英雄，到底是如何在革命的风风雨雨中，展现出他特别的领导力和不变的革命决心的呢？接下来，小史就给大家讲讲他的故事。

1900年，傅钟大将军在四川省叙永县呱呱坠地，他小时候家境挺殷实。傅家世代都是读书人，给傅钟的成长铺了条文化味儿十足的路，还让他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，这在当时那个乱糟糟的年代可真是太难得了。

虽然傅钟自小生长在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，家里的老人们特别看重传统知识，对他的早期培养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他既聪明又省心，学习上基本不用家里人费心。但正是这样传统且稍显闭塞的成长环境，让年轻的傅钟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特别看不顺眼。

年纪大了，他对社会的察觉和对公正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。到了1920年，傅钟加入了轰动全国的“五四运动”，这件事意味着他从一个读书人变成了积极行动的革命战士。家里人不赞成他的想法，可他没被吓倒，反而更加下定了决心追求新变化。那时候，他和进步青年周恩来结下了很深的交情，两人在政治抱负和革命宗旨上想法特别一致。

1920年年底，傅钟和周恩来一起去了法国进修，那时候他们也加入了边打工边学习的队伍。在法国的日子里，傅钟被西方的革命想法和文化深深打动。到了1921年冬天，两人在巴黎的克鲁梭钢铁厂打工时，傅钟的革命想法慢慢变得坚定起来。于是，他和周恩来还有其他在法国的中国学生一起，创建了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小组，热心地组织和推动各种革命活动。

1930年，傅钟从国外学成归来，回到了祖国，他首先被安排到了上海工作。在上海，他和周恩来紧密配合，一起翻译了许多苏联的军事资料，像战术练习本和军队规矩这些。但因为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而且苏区非常需要有经验的人，所以1931年，傅钟就被调到了刚建立起来的鄂豫皖苏区。

在鄂豫皖苏区，傅钟一开始是苏区总政治部的秘书长，没过多久，他又当上了红十二师的政委，同时还管着随营学校。这随营学校是红四方面军为了方便打仗时也能培养军政干部而办的，傅钟在那里认识了不少以后成为高级将领的人。

傅钟在鄂豫皖苏区打仗时，参加了好多场大战，比如徐向前带的黄安和七里坪战斗，还有1932年跟国民党军打的潢川和苏家埠反包围战。到了1932年10月，因为国民党军打得很凶，加上中央苏区的计划变了，傅钟就跟着红四方面军翻过了秦岭，走了好久好艰难的路，最后从陕南、甘南一路打到了四川。

四川北边，红军很快建起了川陕甘的革命老区，傅钟被大家选为政治局里的一员，还临时管起了老区的事务。他带头搞起了土地大变革，废掉了那些乱七八糟的税，收拾了那些欺压百姓的地主坏蛋。这样一来，红军在当地老百姓心里的地位可就大大提高了。

1935年5月的时候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了红军要走的长征路线。傅钟将军呢，他是红四方面军里的大将，也跟着队伍一起往北边出发，开始了那段既长又苦的长征路。大概一个月后，有个很重要的时刻，那就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在路上碰到了红四方面军，两支队伍合到了一起。这次汇合不光是队伍上的联合，更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再次相见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傅钟将军特地去找了他的老朋友邓小平。他们早在法国留学时就建立了很深的友谊，后来在苏联一起学习时，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。不过回国后，因为要打仗和工作安排，两人很少有机会碰面。

傅钟在长征路上不停地询问邓小平的下落，心里盼着能快点见到他。听说邓小平也跟着红一军团走了长征路，他心里别提多高兴和期待了。就在一个天气特别好的早晨，两人在一条绿树成荫的小路上意外碰了面。傅钟一眼看到邓小平，赶紧大步走上去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邓小平也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，两个人紧紧搂在一起，好像要把这些年错过的时光都补回来。

再次见面聊天时，傅钟打趣地说邓小平看起来胖了点，是不是在中央过得挺滋润。邓小平一听就乐了，笑称自己工作又苦又累，哪有时间吃啥大餐。他还告诉傅钟，自己已经加入了红一军团政治部，干的活儿跟傅钟差不多。

在这次聊天里，他们俩既回忆了过去的情谊，也分享了各自在军队里的故事和难关。傅钟说他们的部队在川陕那块革命根据地上，发展得还算稳当。邓小平则很低调，说红一军团遇到的难题可不少，比起来红四方面军确实更有实力些。

1936年底，傅钟一到陕北，就成了红军大学政治部的头儿，这可是他以前没干过的新活儿。毛主席特别信任他，还跟校长林彪说：“傅钟是咱们的铁杆兄弟，有啥难题，找他商量准没错。”

在红军学校那会儿，傅钟碰上了一件挺重要的事儿。有个年轻学员叫许世友，因为犯了个小过失，差点就被学校给开除了。虽说这事儿不大，但在那种军事管理特别严的地方，一点点差错都能关乎一个人的前途。结果毛主席知道了，他还专门去找了许世友，俩人好好聊了聊。毛主席让许世友明白了自己做得不对，还鼓励他改正过来，继续完成学业。

在之后的抗日与解放斗争岁月里，许世友凭借卓越的军事智慧与胆量，在河北、山东的战场上赢得了无数辉煌战绩。尤其在胶东一带，他表现得极为耀眼，连毛主席都对他大为赞赏，夸他说：“许世友把胶东的半壁江山都给打红了！”而傅钟呢，虽然他大多时候都在后方的总部忙碌，先后做过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位，但他的努力对前线战事同样有着不可小觑的助力。

1940年的时候，傅钟回到了延安，并且当上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二把手。这个位子让他能参与到共产党的重要军事和政治商量里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跟着周恩来去了重庆，当上了新华社的社长。在重庆，他大展文采，写了很多尖锐的文章，努力为国内和平统一争取国内民众和国际上的支持。

解放战争打响后，傅钟又回到了延安，继续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工作。那时候，他主要忙着提高红军的政治觉悟、鼓舞士气和增强战斗力。1947年，傅钟的夫人刘筱圃做了一些豆豉，给毛主席和其他领导送了过去，这些家乡小吃在艰难的日子里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安慰。

1948年春天快结束时，解放战争眼看就要大获全胜，中国共产党的大佬们聚到了河北的西柏坡，商量怎么迈出关键一步。这时候，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这些大领导都先后到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周恩来碰到傅钟，就急着问他有没有去见毛主席。傅钟说，怕打扰到毛主席，还没去呢。周恩来一听，就让傅钟第二天去见见毛主席，还告诉他别紧张，随便聊聊就好。

第二天，傅钟走进毛主席家里，受到了毛主席非常热情的招待，心里暖洋洋的。毛主席跟傅钟聊起，说在撤离延安前，傅钟的媳妇送来了一罐豆豉，在那物资紧张的陕北，那可真是美味极了，他们都已经吃的一点不剩了，还特意嘱咐傅钟回去后代为转达谢意。

然后，毛主席打趣地问傅钟关于战争的情况：“咱们都进到关中了，离那个‘咸阳’还远不远啦？”这话既显得对现在战事挺有信心，也让人感觉到对以后胜利满满的盼头。

傅钟用肯定的语气回应，满怀信心地说，他感觉打败蒋介石、全国取得胜利已经不远了。接着，他们俩聊起了古代豪杰项羽和刘邦的性情与遭遇，毛主席借这些历史人物的对照，意味深长地阐述了不同领导方式带来的成功或失败。

毛主席跟傅钟聊起了他在重庆认识的朋友们，说他很期待他们能加入新政府，还稍微透露了下即将出台的新政策。他用“约法三章”这个老说法，来强调建好新政府有多重要。

新中国一建立，傅钟就在政府里挑起了大梁。他先是继续干着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活儿，还额外管起了宣传部部长的事，抓军队的宣传工作、理论学习和文艺创作。这些工作对提高军队的干劲和文化水平可帮了大忙。

1955年，因为傅钟在多年的革命工作中表现出色，他被授予了上将军的荣誉。在那以后，傅钟不仅一直管着总政治部，还两次当上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，这让他也有机会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出一份力。

傅钟担任新华社社长期间，写文章既有文采又看得透政治，因此他的文章特别受读者和政要们的喜爱。这些文章把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况讲得很明白，对推动和平很有帮助。在重庆那会儿，他靠写文章和引导，让大家对解放区的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也更加支持了。

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多年时光里，傅钟深深体会到政治工作在军队里的分量有多重。他搞了不少政治教育活动，让军队的党性教育更扎实，保证军队始终铁心跟党走。不光如此，他还热心参与并扶持了中国文联的工作，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蓬勃发展添了把火，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。

傅钟老将军到了晚年，心里还是特别盼着国家能统一。这位经历了很多风雨的老前辈，在法国深造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，交到了不少好朋友，像台湾很有影响力的蒋经国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一起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军事政治学院待了整整五年。

1983年中秋佳节，傅钟写下了《长相思——致台湾老友》这首词。后来，有名的作曲家傅庚辰给这首词配上了曲，歌唱家郁钧剑在一些大型音乐会上演唱了它，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，还在好多音乐节目里经常播放。

在北京一个冻得直哆嗦的晚上，傅钟和他的老朋友徐君虎，还有以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毛翼虎聚到了一起。那一年，台湾终于让老百姓可以去大陆看望亲人了，这事儿让他们觉得两岸以后说不定能处得更好呢。

他们聊起了留在台湾的其他同学近况，有的同学成了学术界的大咖，有的在政府部门任职。他们还很关心蒋经国的身体，傅钟觉得，要是蒋经国能来大陆，试试中西结合的医术，说不定能好转。但遗憾的是，蒋经国没过多久就离世了，这让傅钟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

1989年7月，傅钟老先生因为生病离世了，当时他89岁。他的走让两岸和平的路子少了个重要人物，但他在世时为了改善两岸关系，付出了很多，给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好基础。傅钟这一辈子干的事儿，特别是他对两岸关系的想法和付出，都成了历史上推动两岸友好交流的重要部分。他有远见，一直努力，给两岸和解合作带来了希望。虽然他没能看到两岸关系最后的结果，但他的愿望和想法还是在影响着两岸关系往哪儿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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